武侠向来被喻为华人世界里，成年人的童话，确切的说，应该是成年男人的童话。至于成年女人的童话，通常和行走江湖，行侠仗义无关，只涉及宝马和“骑马偎相扑”（古琦,爱马仕,LV，香奈儿，普拉达）。听说《非诚勿扰》里的某对女嘉宾和男嘉宾分手了，金童欲女不再，男方遂要求女方退还亘古以来如出一辙毫不新鲜的男女之间开展阴阳攻防——暨一切为了开房，和其它高中低等雄性动物别无二致——期间赠送的宝马——也不知道为了这匹马的归属问题，两人是否又去开房了？
即便我们说武侠是成年男人的童话，也还需要在前面加一个限定词：一小部分。通常这“一小部分”都集中于少年到男人这短短的数年里。随着身体成熟，随着进入社会，心智迅速进化，心灵迅速老去。就像张爱玲，二十几岁的人已经有一颗苍老得快要死去的灵魂，自以为已经看透一切，泉水枯竭，涓滴不再。再要膝头和脊梁被压弯了的男人们去相信一个公平正义，热血沸腾的世界，已经变得自欺欺人起来。很多时候，我们于众生喧嚣中，青灯孤影下回看那一篇篇与“少年不识愁滋味”有关的，熟悉又陌生的武侠文字，那一部部录像厅里气势飞扬，纵情山水的香港武侠电影，那一首首罗大佑唱出的《你的样子》，《爱的代价》，《光阴的故事》和《青春舞曲》......别无他意，只是为了抓住那条稍纵即逝的青春的尾巴，只是为了重温一段刻骨铭心的，和友情，初恋与梦想有关的岁月，如此青涩，却又如此清澈。
我们回到武侠的世界里，只为了在残酷或苍白的生活之外，为自己找一点慰藉；可是这个人造的世界，本来就是在残酷的真实上面，在丛林社会里搭建一种美妙的幻想。当自己长大，幻想的薄雾散去，武侠世界里“弱肉强食，胜者为王”的真相反而和现实一样残酷的时候，所有人都清楚知道：大团圆永远不会到来，正义永远不会伸张，王子和公主永远不能见面，故事永远停留在半截，停留在悲惨的谷底。我们都成了没有梦的人。这时候又该怎么办？
所以，前时曾作《<笑傲江湖>的悲剧》，便是为了描述这个梦的破灭。在那篇文章里，没有曲折的成长经历，没有玄妙的武功境界，没有凄怆的儿女情长，没有决绝的爱恨情仇，没有壮丽的河山岁月，没有传奇的论剑会盟，没有潇洒的笑傲江湖，没有自在的遁世远行——没有幻想，只有真相。没有大侠，只有权力。于是，和鲁迅不同，在失掉了一个好天堂的时候，我却收获了一个好的地狱。和我们今天生活的，吞噬一切的人间地狱不同，这个“好地狱”如同一枕黄粱，槐荫国志，只存在于一个想象的世界里。我就和中世纪的但丁一般，随着维吉尔在地狱里漫游，看尽人间的不公不义。可以如此的靠近它而不感觉到灼热的焚烧的痛苦，或是和亲人咫尺天涯的绝望。
对我来说，维吉尔不止一位。除了金庸营造的一出出“无人不冤，有情皆孽”，“拔剑四顾心茫然”，“达非兼济天下，穷难独善其身”，“天铃鸟孤独的歌唱”，“开头是错，结尾还是错”的人间悲剧，还有梁羽生，还有古龙——还有温瑞安。
诚如陈墨先生在《港台武侠小说五大家精品导读》中所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金、梁及卧龙生等作家均已封笔，古龙等优秀作家逝世，温瑞安成了“古龙之后，独撑大局”（香港作家倪匡语）的作家。20世纪90年代以后，温瑞安更是成了热点中的热点。有人说他可以与古龙相比，也有人说他甚至可以与金庸相比。对温瑞安的极力称赞和截然相反的贬斥，亦成了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武侠文坛上的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无论是在香港、在台湾，在中国大陆，即使是在武侠小说已处于明显的不景气的时候，温瑞安的书仍照样畅销于市。至1992年，温瑞安出版的著作居然多达382部——这是一个令人难似置信的数字，而当时温瑞安不过38岁！”
说起这位出道于新马，成名于台湾，寄居于香江，作品却火遍了中国大陆的武侠作家，实在有不尽的话题：他是文人，却开过武馆。他是诗人，却经商有道。他是华侨，但在台湾一度因太爱中国而被判处死缓。可以说，温瑞安竭力营造的，是一个超凡脱俗的武侠乌托邦与诗意的传统世界，可是作者自身的命运，却与现代中国政治史紧密相连。一九八零年九月二十五日深夜，温瑞安与方娥真被押解在军法处监狱后，被遣送出境。从此蒙上不白之冤，使得在新马老家也杯弓蛇影、风声鹤泪，无法久留，从此开始逃亡的颠沛岁月、苦不堪言。其缘起则在一九七六至八零年于福隆大聚创办的神州诗社，以“发扬民族精神，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孰料遭检举“为匪宣传”，在戒严时代，在红白两色恐怖之间，为两岸怨仇承担了一个游子的不幸。
要数温瑞安的代表作品，在萧秋水“神州奇侠”系列，白衣方振眉系列，七大寇系列，《说英雄 谁是英雄》系列，神相李布衣系列之上，最广为人知，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四大名捕”系列。就如《笑傲江湖》之于金庸，这也是温瑞安作品中，被改编为评书，影视剧和动漫，游戏最多的一个系列。小说主要讲述了无情、铁手、追命、冷血 这“四大名捕”的故事：“四大名捕”都是武林中的数一数二的好手，各人皆有过人之能，俱有负身绝技。这四人的名宇，正如这四人的行事。无情：处事无情，内里留情；铁手：出手刚强，内里仁慈；追命：追案不欺，玩事不拘；冷血：杀敌冷血，情义热血……
正如“四大名捕”这个响当当的名字透露出来的那样，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和明清侠义小说逐渐向公案小说转型——从明初杀官造反，替天行道的《水浒》到晚晴安邦定国的《七侠五义》，到《施公案》，《彭公案》等等——暗相契合，一脉相承的是：二十世纪中期的新派武侠发展到温瑞安这里，也转了一个奇妙的弯。
我们不说《神州奇侠》中亦权亦武，亦幻亦真，“气吞万里如虎”的权力帮，即以四大名捕论，正面的英雄人物也不再是远离政统，逍遥自在，在传统主流社会之外自成一体的奇异江湖与草莽中人。四大名捕都忠实服务于他们的师父诸葛神侯，而从其姓名与身份设定来看（属于朝中正义大臣一方，与代表奸臣的蔡京对峙），温瑞安显然赋予了他诸葛武侯的，他们逐渐脱离了江湖习气，而是和亦官亦商的胡雪岩一般，具有一种亦官亦武的奇特身份。本来官场向来是天下苦痛，民间罹患的最大根源，可惜到了温瑞安这里，官场中人却又反过来成了补偏救弊，赏善罚恶的承担者。
这仅仅是无意的巧合吗？显然背后理应有更多的牵连。英雄从造反时代到官场时代的身份转变，恰恰是与明清这两个中国历史上专制逐渐达于顶峰的朝代相对应的。也就是说，人们在最初希望罗宾汉式的绿林英雄出来劫富济贫，伸张正义，对抗无孔不入的专制迫害，可是经过数百年的专制禁锢，社会逐渐失去了反抗的机会和意志，越来越多的人对英雄失去了向往，更不用说自己来做英雄，结果就把希望单纯寄托于体制内，寄托在百不一见的，千载难逢的清官，明君身上。跪着的人只有诉诸“清官崇拜”，“明君臆想”——这是儒家德治乌托邦的必然归结。德治理想之下，实为人治，而人治之下，必然导致专制，想要从德治开出法治，如同南辕北辙，仅仅靠开明的能臣圣君，仅仅靠三令五申的党建和共产党员的自我修养，或是各人之“良知坎陷”，是不可能的。中国传统的民本思想，归根结底是依附于“权力本位”的，如果不从制度上，从外部来打破权力垄断，结果只能是继续的迁延推宕下去，终无了局。
这里面其实有一种深刻的寓意，或曰武侠小说自身无法回避的内在矛盾：早在先秦，虽是诸侯乱世，也难以容忍独立于各国朝廷之外的墨家，因为其围绕“巨子”建立起来的，严密的组织结构，明确的政治主张，对当时朝政的直接干预，都已经超越了各王公们的容忍限度。他们需要的是为自己所役使的人才，而非潜在的异端与反对力量。这才使得曾在春秋时与儒家并为“显学”的墨家，早在战国便已势微，终于散入大荒。到了法家那里，韩非子便斩钉截铁的宣告：“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经过秦始皇焚书坑儒，收六国兵器铸十二金人，后来又是汉武帝的无情削藩与“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千年以来无非是中央集权对社会与个体的侵蚀吞噬，及至集传统专制大成的满清，脱离“居庙堂之高”的权力控制的，“处江湖之远”的文武之道，都已经被剿灭殆尽。到了当朝，无论人物，思想，组织，更是百倍凋残，奄奄一息。
同样的道理，金庸的武侠长廊，来到最后却上演了一部“非武非侠，亦史亦奇”的惊世传奇。其实背后透露的，正是武侠与武侠所寄身的传统社会本身的命定悲剧——在中国的专制社会里，除了不断重复“一治一乱，暴力谎言”的可悲轮回，除了在血酬定律与潜规则下不断耗散，是难以靠自己的力量或资源，走出制度陷阱，打破制度死结的。种种江湖恩怨，一切旷世情仇，到头来通通逃不过权力和朝廷的搬弄。就如孙悟空之于如来佛，韦小宝如何赌运昌隆，洪福齐天，终究逃不出康熙大帝的手掌心。恃才傲物之如金庸，开天辟地之如金庸，不断超越自我之如金庸，写到《侠客行》，也已经无可再写。参照当时大陆文革的人间地狱，恐怕金大家终于比更多热衷于武侠创作的作者和痴迷于武侠阅读的读者，更早发现了武侠的这个先天遗传病。所以他才要写出惊天逆转的“非武侠”乃至“反武侠”的《鹿鼎记》，对此前自己刻画的武侠世界来了个毫不容情的彻底翻转，以此作为自己的封刀之作——哪怕当时的读者纷纷写信来善意询问：连载于《明报》上的《鹿鼎记》，究竟是否为他人代笔？
开篇曾说武侠是中国人的童话，既然是童话，那么终究要破灭。其实这没有什么好掩饰或羞愧的。正如西方，同样存在一个更为丰富瑰丽，千姿百态的“武侠”的童话，不过体现为不同的具体形态罢了。这里面，包括有J.R.R.托尔金的《指环王》系列，C.S.路易斯的《纳尼亚传奇》系列，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 A Song of Ice and Fire)）系列等等的奇幻世界；包括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斯蒂芬妮·梅尔（Stephenie Meyer）的《暮光之城》系列等等的魔幻世界；包括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海因莱茵的《银河战队》，乔治·卢卡斯的《星球大战》，弗洛文奇的《深渊上的火》，施瓦辛格的《终结者》，《终极战士》等等的科幻世界。当然，还有英雄情结更为浓厚的Stan Lee和Steve Ditko的《蜘蛛人》，作者众多的《蝙蝠侠》（最早的创作者是Hilary Bader与JimAparo，他们是真正的蝙蝠侠之父），《变形金刚》（“transformers”），拥有许多平行世界版本的《超人》，至今对国内孩子通吃的《奥特曼》系列等等的漫画或动画世界......
这本来是人之常情。地无分东西，情无分南北，毕竟这是源自人类的共通本性：这是一个上帝死了，信仰失落的世纪，虽然通往彼岸世界的大门，已经被人类自己关闭，可是人们总想要脱离，超越庸常僵硬的俗世生活，获得心灵解放。或在异想世界里追求，满足现实中永远可望而不可即的诸多欲望——行侠仗义，剑胆琴心，侠骨柔情，江山美人。无论出于何种心理需求或生活的缺陷，每个人都有一个英雄梦。不过和西方同样源远流长的“成年人的童话”不同的是：我们不是发无聊的白日梦，聊备一格，我们至始至终都活在一个真正需要改变的，悲惨的世界里。生活中缺少的太多，以至于连基本的安全感也付之阙如，那么在幻想中奢求的就更多。而梦醒了的人生，单靠自己的力量，却始终无法改变之分毫，结果就只能一次次陷入武侠梦的空想中去。
尤其是黄易先生《寻秦记》以来的网络穿越小说，更是将这种当代中国人的深切的屈辱感，无力感，迷惘感做了最大程度的放大呈现。虽然很多穿越作品里面，千奇百怪，天马行空的向后穿越自觉或不自觉的曲折体现了中国人对现实的不满，对未来的美好设想，但更多时候，更多作品却成了精神的麻醉品。今天的成年女人幻想去后宫，在三千佳丽中独享众人恩宠，她们不但要做杨玉环，还要做武则天；不但要被皇帝亲王贝勒侍卫豪侠们环绕宠爱，更要和太监们心心相印。今天的成年男人们幻想去“大争之世”，靠一点历史，科学知识和现代装备，靠一点辩才和甜言蜜语，靠一点盖世武功，换取不世之功，红颜知己。其意淫种马程度，即便韦小宝也要瞠目结舌，自叹不如——冰冷的现实却是：即便是涉空蹈虚的网络小说，其中很多也因政治敏感而大批量的被禁；而今年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和广电总局的禁令：不许任何穿越小说或穿越影视穿越到1921年建党伟业之后。
在忍受现实的嘲笑和摧残之余，在忍受当局所制造的“主义的童话”之余，还要接受那些永远和生活无关的，被侮辱与被损害者心造的童话的刺激与恶毒反讽。从政治到文学，从洗脑到鸦片，太多太多的童话，压得如我这般难得清醒并且再也不甘昏睡的人喘不过气来。所以，就如格林童话，本来就带着中世纪欧洲的阴森恐怖，变态残忍一般，我竭力要在童话中发现真实，还原真实。只有将童话转化为寓言，从童话里看出一种文化的缺陷，一个制度的致命，一个国家及其生活于其中的大多数人的不幸，我们才可能去直面惨淡人生，勇于改变现状。
如此，一直以来才要坚持与体制内知识精英们争辩，揭破各种新老毛左派和体制内改良派的童话面具——部落头条上，左小刀先生的《中国的左派和右派：共识与分歧》讨论的正是这两派，故而文章标题应更正为“中国的体制内左派和右派”。显然，越来越多铁屋子里清醒过来的体制外中国人，已将这两派一并抛弃。从童话到真相，这是在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百年阵痛中，一个必经的过程。如此，让我们回到《四大名捕》来，看看其中又透露了怎样的，关于当代中国的真实景象？
这个系列中，至今令我印象最为深刻的，乃是创作于《震关东》，《会京师》之后，《逆水寒》之前的《骷髅画》。作为“四大名捕”系列之一，这个名字本身已经足够让人悚然心惊，远过于蒲松林那个看似阴森实则香艳的“画皮”，“画壁”世界。毕竟那只是传统士人名落孙山，失意仕途之余，有关“红袖添香”的迤逦好梦（对此在很久以前的《聊斋里的男人们》一文里有讨论，这里略过）——而骷髅画却是实实在在的血色人间。
在这部书的第一章《好汉不坐牢》第一段，偏偏是从好汉坐牢开始写起——
“唐肯躺着，一动也不动，趁着阳光还没有沉下去，他算到有二十九只苍蝇、三十只蚊子、还有四只蟑螂、一只蚱蜢，在这间牢房里出没。当然，在自己躺着的阴湿木板下面，想必还有一些蜈蚣、蝎于之类的毒虫，也趁着难得的阳光暖意，在龌龊的角落里磨着触须爪钳，只是自己未能看见而已。
阳光是动的，可以知道外面有风，以致阳光映在叶影也在微微颤动着，再投射出来。只要是好天气，每天午间送饭来的狱卒走后，阳光必然轻巧地从天窗那儿照进来一会儿，跟外面牢头沉重的步伐恰好形成对比。
阳光只照亮这么一会儿，马上就要沉下去，只有从较暖烘的墙壁上，才感受到阳光还在外面的世界。
——外面的世界仍是活的！
——只有自己是死的！
就连房里的虫豸，都可以自由自在的出入，而自己只要三天给牢头遗忘掉，就准像一团饭似的饿毙在这里。
阳光那么美、阳光那么好、阳光那么暖和，眼看又要沉下去了，不为渴望阳光的人耽待片刻——他真奇怪自己以前为何从没有花过时间去享受阳光。”
和镖局的同伴莫名其妙入狱，从此世界上彷如再无此人，唐肯当然要恐惧，要绝望。而背后的秘密更为可怕：原来官场贵公子要活生生剥了他们的皮，用最光洁的那部分来做人皮灯笼，以此妆点这个太平盛世。《骷髅画》虽只写了冷血，但却非关键人物，已将主要矛头对准朝廷与官府中的罪恶势力。而将民众的皮剥来做灯笼，背后的寓意已如同直观，更是忧愤沉痛——当然，皇帝总是隐身在高贵的圣殿里，恍兮惚兮，贵不可言，超然于一切善恶正邪之上的。
或许是自己也曾坐过国民党的政治监狱的缘故，温瑞安短短数语，写尽狱中人的悲惨处境与绝望心理，实在传神。至少在我这个同样失去过自由的狱中人看来是如此。虽然已经过去了，还清晰记得在笼子里的时候，每天在同一个屋子里，定时吃最粗陋的饭食，定时当着众人排泄，定时接受管教的喝叱，定时看最恶心的节目，即便你闭上眼睛，那宏大的声音依然钻入脑中。此外，还有监牢里通行的，在看守者唆使和主导下的“以夷制夷”，“人对人像狼”，还有森严的等级与特权关系......比起这些肉体上的折磨，或他人对自己的羞辱，真正难以忍受的是精神上的摧残。是自我的幻灭感，是独特的自我人格的逐渐消失，直到你不再是你，而是一种仅仅在生物学分类意义上，被叫做“人”的动物。当人被剥夺了最本质的那一部分，虽然看似无关紧要，无形无色，却足以让你变成植物人一般的存在。
那段日子是怎样度过的呢？和多数失去自由的人一样：每天起来的第一件事，便是在墙上用指甲刻正字。每天在耀眼的白炽灯下闭上眼睛之前的最后一件事，便是看墙上刻下得那个正字，默数剩下的日子。余下的都是空白。偶尔我会期待没有下雨天的月圆，那时候我在夜里透过高不可攀的窗户，冥想那轮明亮柔和的光，那时在我心里，有一扇看得到月亮的窗户。
无论如何，于我，这一切都已经过去，而又尚未再来。为此我要感谢一些人，一些事，一些我自己也无法预知的背后帮助，默默努力。可是比起记忆中那段灰色轨迹来，此时此刻的这片土地上，更多无辜的人正在遭遇着不幸。我个人遭受的短暂禁锢又算的了什么？他们被困在了各种有形或无形的监狱里，痛苦，挣扎，希望，绝望，唯一无法也不敢去想象的便是能及时逃生。在多年以来，众多时代的苦难承受者当中，在这篇文章里，我要着重谈到的，是至今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光阴的，心尘女士的弟弟吴昌龙先生。
旁人的追述，总是显得无力，还是让心尘自己来讲述这段不堪回首的十年吧：
“备受关注的福建三网民“诬陷案”随时间流逝，逐渐淡出大家的视野。如今，三网民在三亿网民的关注下也在一年前相续走出福州市第二看守所。而那起引发三网民“诬陷门”案中案的2001年6.24“福清纪委爆炸案”历经十年依然审而不决。爆炸案被当作替罪羊的六个人中，被公诉人指控为提供电雷管者四川王小刚已无罪释放；谢清、江西民工谈敏华、福州杜捷生等人已刑满走出看守所，目前还剩下两位是福州市检公诉人主要针对的对象被判死缓的陈科云和吴昌龙。
“陈科云和吴昌龙仍被超羁在看守所长达十年，提出的700多次司法伤情鉴定，至今无人理睬。今天，福建省高院二审开庭又过了半年零27天，吴昌龙被超羁在看守所第3767天了，冤情依旧。
“2011年11月22日，吴昌龙的父母及姐姐在福州宝龙城市广场附近为内伤累累、复发肝病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儿子强烈呼吁：释放吴昌龙！让他回家看病！
“十年前的一个黑夜，被“失踪”的吴昌龙一边耳朵被**打聋了，双手腕筋被吊残了，全身内伤疼痛不堪，每至变天关节钻心的酸胀疼痛令他痛不欲生，酷刑的伤痛时刻折磨着十年含冤莫白的吴昌龙。”
十年的尘梦，换来的只有无休止的，从一个人波及到整个家庭的不幸，所有相关者都似乎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将要因为别人的，专制的原罪而遭受惩罚。正如我前面所说，这个制度早已失去了自我纠正，自我调整的良性循环机会，失去了自我救赎的资格。在面对每年数十万起的维权事件时，除了用最严酷的手段压制下去，再也无法更无意采取更好的应对之策。既然专制和专制者本身便是一切问题的问题根源所在，那么我们如何奢望他们能成为自己的掘墓人？结果，制造冤案的人将遭受冤案的人当做问题所在，他们从不反思如何化解冤案，而是要将冤案和狱中人共同埋葬。试问，这么多年里，这样的案例我们还看得少吗？林昭，遇罗克，张志新，佘祥林，赵作海，LI虹，HUANG琦......或者连生命也被粗暴的扼杀，或者在长期的狱中生活里失去健康，即便能走出那扇铁锈斑斑的大门，也已经只剩下一个残躯，生命的火焰再也无法燃烧。就如在狱中渡过了十一个生日的吴昌龙先生，至今看不到自由的希望，同时酷刑内伤及肝病问题，也让无止境的等待更加艰难，更加渺茫......
狱中的弟弟身心上多年来遭受的双重折磨，不容乐观，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一次次明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维权申诉，迫使心尘女士的希望一点点降低，一点点消散。弟弟的平反正名，国家赔偿，已经无法寄托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体制或“越申越冤”的上访煎熬之上了，就如武侠童话一般，如今只能等待某个清官，踏着五彩祥云从天而降过，等待某个实权人物的将心比心，“法”——法家之法——外开恩：“有一位憨厚的骑自行车中年大叔安慰吴妈妈，竖起拇指称赞道：如今，福建省委新一届领导班子又选出来了，孙春兰书记是一位会为老百姓办实事的女领导，你要多向她反映，同为女性，与你同龄、同样为人母的孙春兰书记会理解你忧思儿子蒙冤的心情。”
同为女性，又是同龄人，不要你认错，不要你为前任负责，不要所谓的平反和赔偿，也无力去追究本来的真相，狱中的刑求和失去的十年，只要把所有人都明知其无辜的那个人放出来——他是衰年父母的爱子，是深爱他的姐姐的幼弟，是同样被拖入深渊的妻子的爱人，是逐渐懂事的孩子的父亲——这是多么简单的一个愿望，然而又多么的遥不可及！
在我们的国度里，伴随着网络时代而更行盛大的，层出不穷的武侠，奇幻和穿越童话，是六十多年从未停歇的，“皇帝的新衣”这个残酷而真实的政治童话。人们有时围观，有时散去，有时沉默，有时狂热，有时失踪，有时大批量的死去。要想真正走出中世纪，打破制度循环，恐怕就只有一种新的思想资源和社会力量起来，并且积极参与进去。前者是为一种文化启蒙，我们固然可以逐步积累，尽量汲取，后者却须更多国人做当代之英雄，挺身承担。而争取吴昌龙先生的自由，不就是争取我们自己的自由？
自由就如空气，常人习焉而不察，惟有失去过自由的人，才像经历过溺水时的濒死体验般，分外的珍惜自由的滋味。可惜，有太多留学或移民海外的中国人，生活在自由的空气里却反过来赞美国内的专制盛世。而那些依附于体制内的知识精英们呢？在享受主子扔过来的一点唾余赏赐的同时，非但对人间不幸视而不见，置若罔闻，甚至咒骂嘲笑那些为自由呐喊，为自由失去自由的同胞们。
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开始修建。此后，人们用跳楼、挖地道、自制潜水艇、热气球等方式翻越，5千人成功逃入西柏林，3千多人被逮捕，239人死亡。直到二十年前这道墙和它所代表的更多的墙——监狱的墙，制度的墙，人与人之间的墙，个人内心的墙——被推倒。当年，肯尼迪曾在墙下说：“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但民主国家从未建造一堵墙把人民关在里面……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人都不自由。”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国家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命运，早已血肉相连。这个人，这个家庭十年以来遭遇的不幸，就是所有中国人在这十年里遭遇的不幸。这个人，这个家庭十年以来承受的痛苦，就是所有中国人在这十年里承受的痛苦。今天更多的人来争这个人，这个家庭的自由，就是争所有人的自由。唯因如此，我们更要坚定为吴昌龙争取自由。
在没有自由的大监狱里，很多人也没有了梦。的确，有些残破的梦早应破灭，也早已破灭。不幸的是，有些关于未来的梦却尚未诞生。在失去了关于武侠，英雄，清官，明君之类幻梦的时候，让我们来做另一个更好，更真实的梦——让我们一起来祝愿将要渡过狱中的第十一个生日的吴昌龙：
生日快乐！生日自由！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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