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2005年心路历程
103、联系中青报
明天是星期一，千里迢迢晋京，总要做点事来抚慰家中父母的期盼，18日晨我起个大早，今天天气不错，阳光明媚，为自个儿定个目标，心情自然好起来，脚步也轻快了，顾不上吃早饭就往古楼大街地铁站赶乘东直门，再转乘24路公交车至海运仓下车匆忙复印，直奔旁侧海运仓2号中国青年报社址，这个让我充满希望的报业。
时已十时许，报告接待人员听了我要找的人，表示该记者不在很忙，同是报社人都难得见其一面，何况今天又是星期一，报社领导层早上惯例开会，都不会在办公室。待问清得知我反映的是法治这一类新闻，接待人员给了我中青报《法制版》负责人员的电话号码，要我下午与之联系。
来北京好多次，这些热心的话最能宽慰我那无助的心怀。我赶忙记下电话号码，向热心人道了谢，走出中青报社址大门。
此时我的心情无比的喜悦，迈着轻盈的步子大步流星往最高法接待室赶。坐上106公交车经二十多个站点才到达了北京汽车南站的永定门幸福街18号，一幕幕熟悉的建筑历历在目跃入眼帘，路上行人庸懒地移动着沉重的脚步，拐进熟悉的胡同，放眼过去都是携着大包小包行李且上了年纪蓬头垢面的上访者，久违的邮发旅社广告墙依然矗立在路中央，行人都得绕过它，从旁两侧出入。远远的“东庄”二字就是最高院信访接待处的路标镶在右侧大墙上。就在信访处胡同口围墙边，有两位似曾相识的老上访者在散发着尿臭味“东庄”二字路标下面的路旁摆起许多上访指南：“法律文书”、“上访须知”、“上访路线”的宣传单，此宣传单是要钱的，这是他们维持状告和生活的经济来源。
还有一些形成文字冤情案例的揭露，在那出售时嘴里不停着吆喝着：一份五毛钱呢；另一个老大姐在旁侧用小板凳支起一小架儿童电子琴，有板有眼带着浓重东北乡音唱起民间疾苦小曲来，因我身上没带时间表，不敢逗留，快步朝信访处跑去。刚跨进信访大门，那里早已是冤的海洋，那儿的空气都带着冤，只见信访大厅外三三两两站立着，倚墙而立，或席地而坐，衣冠不整，满脸皱纹，目光呆滞无神，和其身上散出阵阵臭味的老弱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们，其中有一位较为惹眼七旬老汉手持一根细竹竿，竿端系着一块泣满冤情的白布上冤情斑斑。似古代走面闯北的江湖郎中，在老汉旁边就是信访处的发表格、交表格处的小窗口紧闭着。看到紧闭的窗口我才知道来迟了，借问旁边大婶：现几点了？此大婶缓缓抬起那张布满皱纹憔悴的脸，迟疑地目无表情看了我一眼说：12点了。我再回到领表的窗户靠近一瞅上面提示的红字：早上8点——9点，中午1。5点——2。5领表时间之规定。
无奈的我只好再往信访大厅里去看看，里面早已是座无虚席整个大厅里充斥着劣质的烟味，说不出的异味和汗臭味。突然坐在中间有位五十开外的中年妇女边拍手边哼起民间的顺口溜：胡锦涛是个好主席，中央不是他一人说了算，腐败。。。。。。。。旁边几位与之相仿年龄的妇女也在附合着，不时还指出一此小曲中的用词，作了修改。
大半天的奔波，头晕晕的，还有一个半钟头，如何挨着过？等我填饱肚子再返回信访大厅时，已是黑压压一大片人，想找个位置很难，我在一位大姐躺着占四个座位余半个位子挨着坐下来，身心疲惫的我也顾不上什么臭味，抬起左腿，支起包袱，猫着腰先打会盹解解乏。在吵杂的半醒半睡中挨到1点半，外面的领表窗口早已排起一条长龙的队伍。心切的人们顾不了中午烈日的炙烤，依旧执着排站在烈日下盼着法院工作人员早点来发表格。已过了发表时间，约近一个小时，窗口依然紧闭着。这时，那条长龙队伍边上多了几们穿公安制服的人员，他们假借帮你检查身份证和判决书来辨别是否要截访的对象，有上访者不愿意让截访者查看，就争吵起来。前面队伍动起来了，往前一看，原来开始发表格了。
我赶快从大厅里跑到领表的队列中排队，到我临近窗口时，那几个人强行要看我的身份证，我和他们接上口理论时，他们听出我是福建口音，就放过说：不是，不是。
我领了表，填了表格到了交表窗口递了来访摘要，该工作人员问我相关的事宜，要我到大厅候着，我问什么时候以轮到接待我？他说：没那么快，你就候着吧，轮到你，自会喊你的名字。
时间过得飞快，该和中青报联系了，当我走到胡同口二个老上访者摆满状纸前，就把早上多复印的十来份亚洲周刊交给她们，并拿出原本的《亚洲周刊》让她们过目，以示复印件的真实性，马上就有人要那周刊报道的复印件，围观的人一边看一边议论着，一边掏腰包买下周刊报道，我又从手袋里拿出二份明显的复印件，让他们日后复印效果清晰，好卖出去，又能多添一些微薄的收入好糊口。
忙完这些小事，向车站方向赶路，在路边的AC卡公话亭里拔通了中青报法制版负责人的办公室电话，话机的一端传来柔和的声音，在此陌生的城市里听起来特别的亲切，我把案情简明扼要地介绍，并表明此案冤情比佘祥林还要冤，有过福建省当地日报的内参报道和香港《亚洲周刊》的报道，希引起中青报的关注。对方说：可以，你现在哪儿？当对方知道我还在汽车南站时安慰我道：没关系，来得及，你过来吧，到了再打这个电话联系。
我心急火燎坐上106路公交车，一路上公交车走走停停，看着快到下班时间，我心又焦虑起来，好不容易联系上的报社，万一下了班，说不定一切都泡汤了，我越想越担心，中途赶忙下了慢悠悠如蜗牛一样公交车，拦了一部的士直奔那个燃起我心中希望海运仓2号。
当我拔通电话来了一位年轻的男实习生，该男生拿着本子和笔在接待服务台旁侧坐下，我把几份福建内参和《亚洲周刊》两份判决书，吴昌龙手书《一个“死囚”的泣控》交给了男实习生，好心的实习生要我备份材料留底，建议我再去《新京报》、《法制报》等新闻媒体报社相关部门再走走，现因有佘祥林案子影响存在，时机对蒙冤者来说是件好事，我们这儿是否采访报道，要等领导看完材料才能拍板。决定了，就会和你联系，你给的这些材料不能返还的，请理解。听了男实习生一番话，稍稍高涨的情绪又跌入低谷，怅然若失的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出中青报社大门，在路边公话亭里我又拔通《新京报》的电话号码，作了简单的陈情，对方要我把材料传真或邮发，因事务多，没有余人接待我，等我们看完材料认为需要采访，会和你联系的。新京报的地址：宣武门永安路106号在前门建国门大饭店对面。
18日晚上约十点许，《中青报》法制版郑主任来电告知经过讨论：可以采访你家的案子，到时你直接和中青报驻福建省记者站站长联系，这几天记者出差，过两天再和他联系，我已把相关材料发给要采访你的记者。自接到中青报采访的通知，心情豁然开朗，多次北京之行，最宽慰人心莫过此刻，仿佛间前面的道路宽敞了，但愿前路不再曲折，因权威媒体的介入而成直线。
19日早上，我在返回前还到《新京报》送了份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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